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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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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民政部、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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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城市转型战略(二)  

2011-09-03 16:28: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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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3 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弊端

这种以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无序或低效开发、城乡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大城市迅速蔓延等诸多弊端。


3.1加剧了城市空间无序和低效开发

受这种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目前中国城市空间无序开发现象十分严重,主要体现在:①一些大城市“贪大求全”、“好高骛远”,全国有183个城市提出建国际大都市,40个城市要建CBD,盲目向伦敦、纽约、东京看齐。②前些年各地不管有无条件都竞相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数量多、面积大,出现“征而不开”、“开而不发”,造成大量耕地闲置撂荒现象。后来经过长达3年多的清理整顿,到2006年12月,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 866个核减至1 568个,规划面积由3.86万km2减少至9 949 km2。③沿海一些城市地区开发强度过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目前,深圳的开发强度已达到40%,东莞达到38%,远高于香港(19%)、日本三大都市圈(15.6%)、法国巴黎地区(21%)和德国斯图加特(20%)的水平(杨伟民,2008)。某些大城市地区有变成大范围水泥地连成一片的“水泥森林”的危险,其宜居性不断下降。④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居住和生态用地比重偏低。2008年,全国城市工业用地规模高达8 035.16 km2,占全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0.5%,而生态用地比重不到10%,居住用地比重只有28.8%。⑤各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多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土地和空间利用效率较低,尤其是一些城市大建“花园式工厂”,各种形式的“圈地”现象严重。从空间开发角度看,可以认为,过去有些城市的工业化是以牺牲人的福利为代价的,工业用地规模过大、价格偏低、比重过高,利用效率太低。


3.2加剧了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

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区间城市发展不协调。目前,中国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特征,即东部城市发展水平最高,东北城市次之,而中西部城市较低。如果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平均水平为100,2007年东部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相对水平为148,东北城市为96,而中部和西部城市分别只有63和56。同期,西部城市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和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分别相当于东部城市的24.7%、54.2%、41.1%、23.8%、35.6%和45%。

二是不同规模城市间发展不协调。由于资源垄断和行政配置特点,加上市场趋利原则的导向,各种要素和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形成典型的极化特征,导致特大、超大和超特大城市过度膨胀,有的已经出现明显的“膨胀病”,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育不足,人均占有资源有限,公共服务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有的甚至呈现萎缩状态。大城市与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三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且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呈不断扩大的态势。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高达3.33,而1985年该比例只有1.86,1997年只有2.48。更重要的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比2004年扩大了3.7%。

四是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协调。近年来,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积极引导产业向各类园区和城镇地区集中,但对人口集聚和外来农民工安家落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在大规模集聚产业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大规模集聚人口,由此造成就业岗位、产业分布与人口分布严重不协调,全国上亿的农民工虽然参与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却没有相应地公平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2008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集中了全国52%的投资和62%的生产总值,但却只容纳28.3%的人口,人口份额与生产总值份额之比高达1︰2.19;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占全国的15.11%,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32.18%,二者之比高达1︰2.13。相比较而言,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和GDP的份额基本上是相匹配的(李国平、范红忠,2003;蔡翼飞,2010)。2000年,美国核心发达区域人口份额与GDP份额之比为1︰1.21,日本东京都、大阪府和神奈川县为1︰1.36,英国大伦敦、大曼切斯特和西米特兰为1︰ 1.24(李国平、范红忠,2003)。很明显,人口与产业或经济活动分布严重不协调,这是导致中国城乡和区域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3.3加剧了城市社会发展的失衡

在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下,由于盲目追求GDP高增长,忽视城市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环境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不协调,城市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一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测算,从1995~2005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下限由0.208 1增加到0.329 1,而上限则由0.217 8增加到0.345 6,分别上升了58.1%和58.7%(洪兴建,2010)。另据王敏、马树才(2009)的研究,1991~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每年以4.5%的速度在扩大。当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之比达9.17,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比达3.57,中等偏上户与中等偏下户之比达1.89,分别比上年扩大4.9%、4.4%和2.7%,其中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之比达11.68,高收入户与困难户之比达7.03,分别比上年扩大6.7%和6.2%(表3)。同期,困难户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则由24.4%下降到23.7%。  

表3  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等级分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变化(%)

年份

中等偏上户

/中等偏下户

高收入户

/低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最低收入户

困难户/

全国平均

最高收入户

/困难户

高收入户

/困难户

2003

1.82

3.31

8.43

24.8

10.40

6.25

2004

1.83

3.38

8.87

24.5

10.97

6.47

2005

1.88

3.52

9.18

23.8

11.53

6.89

2006

1.86

3.44

8.96

24.1

11.26

6.72

2007

1.84

3.42

8.74

24.4

10.95

6.62

2008

1.89

3.57

9.17

23.7

11.68

7.03

注:在全部调查户数中,最低收入户占10%,其中困难户占5%,低收入户占10%;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各占20%;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各占1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9)计算。 

二是城市居住分异现象逐渐加剧。一方面,为迎合少数高收入阶层的需求,一些城市在高端商务区、政务区中建造一些豪华高档搂盘,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正在形成一批高档别墅区;另一方面,老城区的改造步伐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城市棚户区、危旧房、城中村和边缘区改造的任务仍相当艰巨。据调查,到2008年底,全国居住在各类棚户区中的家庭共1 148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744万户,占64.8%。这些家庭大多属于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城中村和城市边缘区则往往成为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差,社会治安较乱,“脏乱差”现象突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加剧,必然会造成空间隔离,诱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是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近年来,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明显增加,城市贫困发生率逐步提高。目前,尽管学术界对城市贫困人口规模的测算差别较大,但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大约在2 000万~3 000万人之间(魏后凯、邬晓霞,2009)。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多为下岗失业人员、长期病伤残人员、特困职工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体。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达到2347.7万人,占全部城镇总人口的3.78%。然而,按照低保标准来界定城市贫困人口,显然低估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据对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2008年全国共有5.32%的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不到1.5万元,按平均每户家庭人口计算,其人口数约占调查家庭人口数的4.4%。据此推算,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低于1.5万元的贫困人口有2 669万人[1],而低于2万元的低收入人口达6 006万人(表4)。这些城市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关注。相比较而言,低收入家庭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9.9%,但其全部收入和消费性支出仅分别占3.4%和4.5%,而年总收入高于10万元的高收入家庭,人口只占8.4%,但全部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却分别占21.2%和18.4%。 

表4  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分组情况

指标

低收入家庭(<2万元)

贫困家庭

(<1.5万元)

较低收入家庭

(2万~3万元)

中等收入家庭

(3万~6万元)

较高收入家庭

(6万~10万元)

高收入家庭

(>10万元)

人口比重(%)

9.9

4.4

16.7

44.4

20.6

8.4

估计人口数(万人)

6 006

2 669

10 131

26 936

12 497

5 096

全部收入比重(%)

3.4

1.2

8.8

37.8

28.8

21.2

消费性支出比重(%)

4.5

1.8

10.5

39.1

27.5

18.4

注:本表数据系根据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和城镇人口总数推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09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四是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突出。农民工是当前城市发展中的一类特殊群体,长期面临着拖欠工资、劳动保护差、子女上学难、社会保障程度低等诸多问题。从工资拖欠情况看,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农民工工资追讨和专项检查力度,但至今为止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社会保障缺失,是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如果按照1.4亿外出农民工计算,2008年全国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仅分别只有30%、17%和11%左右。

五是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加剧。因城市向农村迅速蔓延以及城市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处置不当或者制度和配套政策不完善,致使一些土地被征用的失地农民成为了“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尤其是那些快速城市化地区更为突出。近年来,全国因征地而形成的失地农民大约有4 000多万人。征地补偿标准、集体资产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就业安置、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是失地农民最为关心,也是最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3.4加剧了大城市的膨胀趋势

由于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产生的极化效应,导致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城市空间不断蔓延,建成区“越摊越大”。如果考虑到城区暂住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深圳、东莞、天津、武汉、郑州、南京、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城市城区人口规模已超过400万,其中上海、北京已超过1 000万,广州、深圳、重庆超过800万。从1999~2008年,这些城市建成区面积从3 194.24 km2急剧扩张到8 059.63 km2,增长了1.52倍,其中深圳、广州、南京和重庆分别增长了4.96倍、2.15倍、2.05倍和1.92倍。这期间,这些城市(未包括深圳)城市建设用地从3 651.58 km2扩大到9 367.36 km2,增长了1.57倍,其中南京、广州、重庆、北京分别增长了2.8倍、2.15倍、1.86倍和1.69倍(表5)。需要说明的是,东莞由于市域范围的扩大,其市区面积由237 km2扩大为2 465 km2,加上经济的飞速发展,这期间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长了32.1倍和33.26倍。 

表5  1999~2008年中国部分大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张

 

2008年城区人口

城市建成区面积(km2,%)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

数量

(万人)

排序

1999

2006

2008

2008年

比1999年

年增长

2008年

比2006年

年增长

1999

2006

2008

2008年

比1999年

年增长

2008年

比2006年

年增长

上海

1 888.46

1

549.58

860.21

886.00

 61.2

 3.0

1 153.04

-

2 429.08

 110.7

-

北京

1 439.10

2

488.28

1254.23

1310.94

168.5

 4.5

  488.28

1 254.23

1 310.94

 168.5

4.5

广州

 886.55

3

284.60

779.86

895.00

214.5

14.8

  284.60

  306.88

  895.00

 214.5

191.6

重庆

 879.96

4

242.82

631.35

708.37

191.7

12.2

  242.82

  620.44

  694.05

 185.8

11.9

深圳

 876.83

5

132.30

719.88

787.90

495.5

 9.4

-

-

-

-

-

东莞

 727.37

6

 20.60

608.12

681.86

3 210.0

12.1

   25.80

  780.40

  883.81

3 326.0

13.3

天津

 639.02

7

377.90

539.98

640.85

 69.6

18.7

  377.90

  539.98

  640.85

 69.6

18.7

武汉

 596.00

8

207.77

222.30

460.00

121.4

106.9

  239.26

  255.42

  480.00

100.6

87.9

郑州

 479.45

9

124.51

282.00

328.66

164.0

16.5

  115.60

  196.51

  289.92

150.8

47.5

南京

 478.16

10

194.39

574.94

592.07

204.6

 3.0

  157.09

  544.17

  596.98

280.0

9.7

沈阳

 468.00

11

204.19

325.00

370.00

 81.2

13.8

  199.89

  325.00

  370.00

 85.1

13.8

哈尔滨

 415.59

12

165.02

331.21

340.33

106.2

 2.8

  165.02

  331.21

  340.33

106.2

2.8

成都

 405.98

13

202.28

396.94

427.65

111.4

 7.7

  202.28

  359.68

  436.40

115.7

21.3

       注:本表人口数包括暂住人口。东莞城区人口只有174.87万人,但城区暂住人口达到552.5万人;郑州城区暂住人口也达到202.7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1999、2006、2008)和《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09)整理。 

由于城区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的急剧膨胀,有的甚至“摊大饼”式外向蔓延,造成城市交通堵塞,住房拥挤,房价过高,资源短缺,生态空间减少,环境质量恶化,通勤成本增加,城市贫困加剧,公共安全危机凸现,致使一些大城市出现明显的膨胀病症状。尽管目前中国城市家用汽车每百户拥有量还不高,如北京为22.7辆(2008年),上海和广州分别为14辆和19辆(2009年),但交通堵塞已经成为各大城市面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首都北京交通堵塞十分严重,常常被戏称为“首堵北京”。房价和生活费用高昂,生态空间不足,环境污染突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也是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在北京市建成区,CO和氮氧化合物(NOx)污染常年超标1~3倍(陈宣庆、张可云,2007)。

(本文原载《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年第1期,1-19页)


[1]   如果家庭年总收入为1.5万元,按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4人计算,平均每人每月仅有520元。在目前房价和生活费用条件下,低于这一标准显然属于贫困人口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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