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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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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民政部、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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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城市化模式及其得失   

2013-04-09 23:14: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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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归纳为“东亚模式”。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东亚的城市化进程也获得了快速推进。从1950年到2011年,东亚地区城市化率由17.8%迅速提高到55.6%,平均每年提高0.62个百分点,而同期世界城市化率由29.4%提高到52.1%,年均提高幅度仅有0.37个百分点。2010年,东亚有100万以上的大都市113座,其集聚的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44%,而1950年该比重仅有28%。由于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东亚国家城市化模式和特点也具有较大的差异。

日本:高度集中型城市化

“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工业重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依靠工业化的强力推动,日本迅速迈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轨道,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城市化。从1947年到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从33.1%上升到75.7%,平均每年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11年,日本城市化率已达到91.3%,在东亚五国中居首位。

由于国土狭窄,人口密集,开发空间有限,日本采取了高度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对少数几个都市圈实行优先集中开发。战后以来,日本的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这三大都市圈国土面积仅占14.4%,但人口和GDP却占全国的50%以上。尤其是首都东京,2011年集聚了37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9.4%。同时,各个都市圈发展自成体系,几乎不存在因工作机会差别导致的人口流动。

这种高度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加快了日本工业化进程,有力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产生了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一方面,大都市区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紧张、地价高昂、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和生活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和边缘地区,空洞化、高度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娘短缺”等日益突出,出现了一批老龄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50%的“极限村落”。

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投入巨资加强都市圈交通体系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大规模发展卫星城市,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功能疏散,使都市圈环境、交通等问题明显改善,但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对交通等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改善了都市圈的交通状况,但也增加了对其他地区的吸纳能力,加剧了都市圈内工作地与居住地的分离,使通勤成本和房价不断攀升。

韩国:大城市主导型城市化

与日本相似,韩国也是依靠工业化驱动快速实现城市化的典范。速度快是战后韩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从1965年到1990年,韩国城市化从32.4%迅速提高到73.8%,平均每年提高1.66个百分点。韩国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耗时近90 年才走完的城市化历程。之后,韩国进入高度城市化时期,大城市郊区化加快,并逐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到2011年,韩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3.2%,高于较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

为了追赶发达国家,韩国政府长期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依托既有城市集中布局工业,使得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1960年,首尔人口只有157万,1990年则增加到105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4.5%。目前,韩国城市人口的近60%集中在8个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却曾经集中了韩国近一半的人口、近6成的制造业和7成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种以首都圈为核心、大城市主导型的城市化迎合了韩国战后的追赶战略,有利于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但也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地方中心活力不足。有鉴于此,韩国先后编制了四次国土综合规划和二次首都圈整备计划,制定实施了新都市计划和地方都市圈战略,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机构扩散,对缓解首都圈的过度集聚起到了重要作用。

蒙古:畸形的过度城市化

蒙古是一个游牧传统文化的典型内陆国家,矿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自1921年独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口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为了摆脱靠天养畜的游牧方式,蒙古确立了定居化、城市化方向,建设了达尔汗、额尔登特、巴嘎诺尔等新兴工业城市,使城市化率由1956年的21.6%迅速提高到1989年的57%,年均提高1.07个百分点。

随着蒙古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人口迁移不再受到限制,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因遇到自然灾难、放弃牧群的牧民,自发迁移到城市谋生,尤其是首都乌兰巴托。2011年,蒙古城市化率达到68.5%。其中,乌兰巴托11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2.3%,占城市人口的62%。

蒙古经济落后,人均国民总收入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严重滞后,城市缺乏产业和设施支撑,大量牧民自发地盲目涌入城市,形成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目前,乌兰巴托失业率持续上升,贫富极度分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不足,接近70%的人口居住在棚户区。

朝鲜:政府控制型城市化

朝鲜的城市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带有典型的政府控制型特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朝鲜长期奉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人口迁移受到限制。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朝鲜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从1950年到1970年,朝鲜的城市化率由31%提高到54.2%,平均每年提高1.16个百分点。

此后,朝鲜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因苏东剧变的影响和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朝鲜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城市化几乎处于停滞状况。到2011年,朝鲜城市化率为60.3%,比1970年提高6.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提高0.15个百分点。目前,朝鲜只有2个大城市,其中平壤284万人,城市人口的77%居住在5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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